这是被公认的中国新能源最后一块处女地，被人看好也被强烈质疑；这是全球光伏企业的未来战场，但没有人确定战斗何时打响。敦煌、徐州，1年前启动的先锋试验，枕戈待旦者的应许之地，正给出答案
3月8日傍晚，记者从甘肃兰州搭乘火车赶赴敦煌，在途经张掖、嘉峪关、玉门和瓜州的1000多公里的路途上，强劲的高空风流穿过动辄绵延数十公里的巨型风车阵，暗示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正变身为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象征。其势之雄伟，与记者第二天早上抵达的目的地——敦煌国投光伏10兆瓦发电站形成截然对比——在一望无际的戈壁，光伏电站失去了定位能力，以至于国投电力敦煌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涛名片上地址是：国道215线143公里北侧。
这是中国新能源的一个隐喻，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2600万千瓦，仅位居美国之后，而光伏发电仍处襁褓之中。记者眼前所见——约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呈三角形状的蓝色光伏电板矩阵——就是中国仅有的几个发电站之一。在广袤荒凉的戈壁衬托下，这个并网不久的1兆瓦的发电单元仅是一个不起眼的标点符号而已。如果你在215国道上开车飞驰，一不留神就可能会错过它。但这并不妨碍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标记——中国第一个光伏发电特许权招标项目。
1年前，敦煌被赋予了安徽小岗村在1978年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改革上的类似使命，国家能源局决定以此作为试验场，以试探中国光伏发电之门应如何开启。
此前，在光伏行业这一中国为数不多能与世界同步的产业里，中国尽管拥有世界级的企业，却没有哪怕1兆瓦的光伏发电。原因在于，相比起风电堪与火电抗衡的低成本，光伏发电的成本是火电的2至3倍。这种看起来时髦的新能源过往都是欧洲富裕国家的宠儿。发展光伏发电，决策者必须找到新能源光环和财政口袋之间的平衡点。
其时的另一个背景是，2009年3月份，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价格正从金融危机前的4美元/瓦骤降至2.3美元/瓦左右。在国际光伏市场的温度降到冰点时启动的敦煌项目招标，为困境中的中国光伏制造商（其产品90%以上出口）带来了希望。
可以想见，这引爆了一场争夺战。所有的中国光伏企业都充满热情地参与投标，其中国投电力与英利新能源的联合体报出的0.69元/度超低价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攻击说，0.69元会让决策者混淆了光伏发电的真正成本，会促使政策制定者消减补贴，真正的行业成本应该1.4元左右。这不是开启一个市场，而是损害整个行业。
但国投电力有自己的逻辑。作为五大发电集团之外的第二梯队，他们的火电和水电装机容量只有3000万千瓦。更重要的是，国家旨在节能减排的产业政策暂停了新上火电项目的审批，除非有落后的小电厂淘汰已换取指标。由于进入市场晚，他们没有筹码来发展火电项目。“没有办法，我们要发展，只能瞄准新能源，”国投电力总经理王维东说，“我们要想拿下第一个，把头炮大响，就得出最低价。
国家能源局最终选择了中广核的联合体中标。不过国投电力也获得了发改委额外的一个1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两个电站实际上共用同一套审批程序，比邻而设，形同一个双黄蛋。
2009年7月，国投和中广核的试验在戈壁之中开始了。作为中国首个特许招标权项目，它被赋予重任：基于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陌生领域，首先要成功建成并发电并网；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找到光伏发电市场启动的钥匙——发电成本的底线。
戈壁试验
国投敦煌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叫宋荣武，27岁，几个同事年纪与他相仿，大都刚毕业便被“发配”到敦煌。在他们临时租住的小楼四周，除了远处古老的鸣沙山，再难以看到任何一点凸起于地面的景物。
这片荒凉的戈壁是光伏发电的理想之地，年平均日照时间每天超过10个小时，晚上8点太阳才落到地平面以下。在短暂的夜晚这群年轻人的娱乐方式有两种：上网或者数公路上驶过的汽车。创造历史的自豪感，有时会让他们忘记了生活的枯燥。
敦煌市政府对本地的禀赋心知肚明，他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到2015年，光伏、光热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000兆瓦（现在是1兆瓦）。到2020年，他们还打算使这一数字再翻2至5倍。国投项目是这个雄伟计划的起点。
40岁的任涛是国投项目的总负责人，他此前在水电行业工作了20多年。一想到这个中国人极少接触过的太阳能光伏电站，去年7月只身一人站在空荡荡的戈壁上的任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示范项目能否在1.09元的高压线下实现盈利，谁也不知道，但他必须给出答案。这逼迫任涛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在内部压缩成本。
一开始，他们显得很外行。做火电和水电起家的任涛一度把传统发电厂的“百年大计”标准搬到光伏电站上来，而多晶硅电池组件的寿命不过才25年。在国外设计公司的建议下，他们砍掉了不必要的标准；他们“逼迫”电池组件供应商英利将价格从9元/瓦进一步降低到8.8元/瓦，节省成本200万元；还重新设计了钢结构的支架，节省了1700多吨钢材； “我们开了不下10次审查会，对成本进行优化、优化、再优化，最终节约了20%的总成本。”国投电力总经理王维东告诉《环球企业家》，在一系列拧毛巾后，他们估算的内部回报率为8%。
去年8月，中广核举行了盛大的项目开工仪式，并没有邀请国投的人参加。于是，任涛他们“只在戈壁上放了一串鞭炮”便低调开工，却暗下决心要将更重要的并网发电仪式做在中广核前面。王维东给任涛了一个死命令：必须在年底之前完成并网发电。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了11月，敦煌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已经无法让浇筑的水泥凝结。任涛决定先集中力量来做1兆瓦，然后再建余下的9兆瓦。
在最紧张的1个月，任涛瘦了10斤。但王维东对于建设光伏电站有了底，对于他过去操练的有多个子系统的火电水电来说，光伏电站要简单多了。而宋荣武们，这些没有任何经验的电力专业毕业生实际上只需白天在实践中跟设备提供商学习，晚上上网查找光伏电站的相关资料，加上来敦煌前被派往武威5千瓦光伏电站的短暂培训经验，就已经完全上手。
到了去年11月份，1兆瓦的光伏电池顺利地安装完毕。但这个带着无数光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第一个招标项目也遇到了并网的尴尬。敦煌光伏电站申报电网接入系统的文件在国家电网放了40天也没有批下来，直到12月27日早上（距离并网发电仅剩2天），能否上网都还是一个未知数，“那是我感到最痛苦和绝望的时候，感觉这半年的辛苦都白干了。”任涛回忆。最终，任涛只得采取并入当地10千伏的临时接入系统的办法勉强上网，而国家电网需要为电站建设的3万伏接入系统至今仍未动工（需要投资数亿元），而国投电力和中广核均希望，能在今年6月左右全部并网发电。
在距敦煌2000多公里的徐州，保利协鑫的鸡鸣山光伏发电厂也在同一时间并网发电。该项目负责人中环光伏系统公司总裁顾华敏告诉本刊，去年底并网以来，徐州电站再没有“从网上下来过”。有时徐州供电局甚至会主动打电话到电站，询问是否正常并网——电网几乎难以感觉到20兆瓦光伏电力的存在。
事实上，与风电的不规律性相比，光伏电站在一天中的发电曲线正好呈抛物线状，与一天的用电量变化吻合，并不会像风电一样对电网造成巨大的冲击。
但即便如此，这在以“安全稳定”为首要政治任务的国家电网看来，光伏电站仍然是一个极大的“不安全因素”。（在在电网公司工作了20多年的顾华敏眼里，电网谨慎小心完全可以理解）。去年9月，国家电网成立了“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研发（实验）中心”，其主要任务即是研究大规模太阳能并网发电的应用技术难题。
在刚刚举办的2010 Solarcon展会上，国家电网展出了一个刚研发出来，装在大货车中的“并网光伏电站移动检测平台”。这个大家伙未来将行驶于全国各大光伏电站之间，检测其是否符合国家电网复杂的并网要求。这辆目前仅能检测5千伏光伏电站的设备造价上千万元。
除了技术问题，与风电正在经历的并网难题一样，中国最适合兴建光伏电站的大西北也是国家电网最薄弱之地，而且当地用电需求不足。这使得新能源电力必须向外输送，对国家电网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投入巨量的资金。
无论是技术还是态度，目前来看国家电网显然还没做好准备。这让所有对光伏发电虎视眈眈的企业大为担心，一两个试验项目尚且如此，若真全国铺开发展光伏发电，这仍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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