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通，命都丢了，才拿到这一点点钱。———李廷贵妻子田维芬
6个形容憔悴的人，出现在一张六寸大合影上。
本应是7人。少去的那个男子，叫李廷贵。在同伴们拍下这张合影时，他正躺在60公里外自家堂屋的冰棺里，双眼紧闭，已经没有了呼吸。冰棺头上一米之遥的神龛上，脸颊在黑白遗像里显得颇为消瘦，颊骨微现。
几年前，因家境窘迫，冉如富、孙凡兵、孙凡军、田景勇、唐顺山、周开强、李廷贵这7名来自思南县香坝乡碗水村等地的农民，以及其他上百位村民在思南县这个贵州东部乌江流域县城的几个煤矿里挖煤谋生，由于长年没有采取防护措施，他们分别染上了尘肺病和矽肺病。
在无法找到煤矿老板赔偿的情形下，他们走上了自己的维权路。
7月1日15时，在思南县城维权期间，李廷贵突然晕倒。
9个多小时后，他52岁的生命画上句号。半个月后，他为之奔波了两年的“洗肺钱”终于实现赔付：5万元。
杨雄 发自贵州6月28日清晨，礼拜一。
李廷贵和6名工友结伴，从60公里外的思南县香坝乡碗水村走出来，掏出25元，挤上路过的中巴。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上，只带了单程车费。他们的目的地是思南县总工会。
孙凡军告诉记者，之前，思南县总工会的领导让他们在上礼拜三（即6月23日）到县城，并称能帮他们解决问题，让他们在家等电话通知。
几天后，电话并未响起。
6月27日晚，他们终于坐不住了，商定次日上午前往思南县总工会。他们满心以为，这一次，终于可以在县总工会的帮助下，拿到已经为之奔波了两年的赔偿款。
他们还商定：如果赔偿款拿到了，就拿着这笔钱去洗肺，然后再到遵义和贵阳曾经报道过他们的媒体送锦旗“我们想送给他们很大的锦旗！”
8点左右，他们到了思南县城。下车后，直奔县总工会。
上午快要下班时，县总工会主席梁亚让他们在工会等候，他去向县长胡洪成汇报这个事情。1小时后，梁亚仍未回来。他们打电话到胡县长处求证时，胡县长表示梁亚不在。
几次交涉后，他们仍未得到赔偿款。期间，7个人身上的几十元快要花光，他们索性睡在县总工会办公楼的过道上，两天一夜没有吃饭。
7月1日上午9点10分，思南县总工会召集了煤矿老板、县人事与社会劳动保障局、县安监局等部门来到县总工会的办公室，与这7名来自香坝乡碗水村的尘肺病患者进行赔偿费的协调。
7人提出的金额分别为：尘肺一期4万元，二期8万元，三期10万元。
刚开始，煤矿老板拒绝出钱。之后，经相关职能部门和工会调解，金额分别降到一期2万元，二期4万元，三期6万元。这个标准没有被尘肺者接受。
协调会不欢而散。
孙凡兵和田景勇等人告诉记者，15点10分，他们走出思南县总工会，在前往县城“金三角旅馆”的路上，李廷贵突然晕倒。而早在协调会上，县总工会主席梁亚就发现李廷贵好像很困，看起来身体有些不好，曾建议他去吃药。
李廷贵很快被送到思南县人民医院。这位“因突发头痛3小时，意识障碍5分钟”的汉子，经抢救无效后，于7月2日零点10分死亡。思南县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所标明的死因是：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脑疝形成；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李廷贵生前，是尘肺二期病人。
2001年至2008年，他和另外6名工友曾分别在思南县文家槽煤矿、高桥煤矿、金玉煤矿从事挖煤等工作。
孙凡军向记者回忆，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煤矿挖煤的方式是先在矿井里放炮，然后再让矿工们进去挖煤。每次放完炮后，矿井里“黑色的煤尘像很多小虫子在飞”，而且“吸进去和呼出来的都是炸药味”。
香坝乡碗水村的一位矿工说，飞舞在矿井里的煤尘被吸入鼻腔，再进入口腔后，有一股浓烈的酸涩味道。他眉头紧皱，好一会儿才清楚地回忆起煤尘的味道。“有时候，那股酸涩的味道，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实在受不了，就趴在地上使劲呼吸几口气后，再站起身来挖煤。”
40岁的矽肺病三期患者孙凡明说，在矿井里作业时，用来钻洞的风钻机所产生的粉尘比煤尘更让人难受。他们通常是用双手抓住钻杆的两侧，再用胸部死死地抵住钻杆的另一头。
“当钻杆在矿井里的石头上越钻越深，胸部就离钻孔越来越近，被气压冲出钻孔的粉尘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浓。”这些被高气压冲出来的粉尘，直扑鼻腔，并被吸进矿工们的肺部。
最近几年，当地一些煤矿都会发放口罩了。每个月发放两个，5元钱一个，从矿工的工资里扣。但“口罩的孔太稀（松）了，还是能吸进煤尘，用一次后，就很难再用第二次了。”
2007年9月下旬，思南县疾控中心曾对全县所有从事粉尘作业的六七百名工人做过体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形势不容乐观”。
一些矿工检查出有矽肺病，就被煤矿老板炒了鱿鱼。疾控中心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有些染病的工人为了不丢掉饭碗，曾找他们修改体检结果，但被婉拒了。
今年3月10日，李廷贵等7人自行前往贵州省疾控中心进行职业病诊断时，均被诊断出有尘肺病和矽肺病。
事实上，从2008年开始，染病的李廷贵等人已纷纷主动离开煤矿，或被煤矿老板解雇，结伴走上了一条漫长的维权之路。
两年间，7人的足迹遍布思南县和贵州省的卫生局、安监局、乡企局、劳动局，以及贵州省总工会等部门，他们的上访请求多数时候被转移到地方政府，但事情始终未得到解决。
这些来自农村的维权者家里的农活儿，自然全都落在了妻子身上。李廷贵的妻子田维芬告诉记者，因为家里没钱求医，她支持丈夫去上访维权，以期得到些赔偿金来治疗他的病体。
68岁的孙秀凡是尘肺病二期患者孙凡兵的父亲，他说始终支持儿子争取自己的权利。李廷贵死亡后，他很担心，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想晓得他们在哪里，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今年3月下旬，李廷贵、孙凡军、田景勇三人到遵义接受遵义市肺长安中草药开发研究所医生的免费治疗。孙凡军说，这个治疗还是有些效果，“没以前咳嗽得厉害了。”
3月31日，贵州省总工会帮扶中心主任王家珍一行来到遵义，慰问在此接受治疗的李廷贵等时承诺，会出面为他们维权。“不管再大的困难，省总工会将负责到底，直到讨回公道。”
4月初，他们的维权请求，被贵州省总工会移交到思南县总工会。
思南县总工会主席梁亚说，自从接到任务，他就一直没有休息过。
4月3日，思南县成立了专门的处理小组，成员由思南县总工会、县安监局、县人事与社会劳动保障局等相关部门组成，思南县副县长冯华担任组长。
之后，思南县总工会这个“企业和工人之间的桥梁”，开始将煤矿企业和7名矿工的各自诉求转达给对方。
期间，这个小组曾到香坝乡碗水村的9名尘肺病患者家中了解情况，每人发了300元的慰问金。
4月上旬，思南县开始要求全县3家煤矿对近800名矿工进行体检。并且，“县里面加大宣传力度，到厂里宣传从事该职业易患什么病，如何防范。完善劳动合同，比如挖煤按《职业病防治法》就应在劳动合同中，把该职业可能造成的危害告知工人。”梁亚说。思南县总工会介入3个多月，尘肺者们的维权仍然胶着。
梁亚告诉记者，7名矿工一开始就想一次性赔付。
期间，“有一次，提出走法律程序，我们表态会提供律师帮助，但后来他们又不干了，觉得时间太长，光是工伤认定就要半年。”
梁认为，工人们之所以希望一次性赔付，一是因为“拖不起”，二是因为用工关系比较复杂，曾在多个煤矿间流转，不易认定。
“他们每一次来，我们都是热情接待的，50元一天包干，住在旅社。（我们）告诉工人还要向领导汇报，他们不走，叫他们找企业，他们也不去。其实我们很难的，我们没有行政处理权。”
冉如富则说，在3个多月里，这个小组共召集他们协调了18次，除了最后一次协调外，煤矿老板均未露面。梁亚对此的解释是“双方对赔偿金额互不让步，在一起也就是吵架”。
“我们找企业做工作也有六七次了，有时候安监（局）和乡企（局）去，我们就跟着去。最初，企业不想负责，（因为）矿工是2008年初离开的，他们认为这些矿工在他们厂工作时间不长，后来我们讲了些法律，他们愿意从人道主义出发做一点表示：即一期1万元，二期2万元、三期3万元，工人挖煤历史比较长，说不清楚在哪个厂患病的，现在有些厂垮了，找不到人。”梁亚说。
煤矿老板愿意做出的“人道主义表示”，数额恰好是矿工们最初所提赔偿数额的十分之一。对于“一期10万元，二期20万元，三期30万元”的要求，梁亚表示，“按照《工伤赔付条列》，这个超出不多，但从价格上讲还是不太合理，应该就按条例定。”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在厂里工作染上病的，如果认为不是在厂里染上，企业方要拿出相关证据。”这个证据，对于企业方而言，无疑也成了一大难题。
思南金玉煤矿老板李贤华在电话里对记者说，他的煤矿欠下外债1000多万元，已经难以为继了，“如果企业能拿出钱（赔偿），政府早就采取强制措施了。”
有知情人透露，实际上煤矿还担心另一个重要问题：若赔付了这7名矿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染病者上门索赔。因为2007年当地疾控中心对全县从事粉尘作业的六七百名工人做体检时，“形势不容乐观”的这个群体中，也包含了不少煤矿工人。 “要死，就一起死”7月2日凌晨2点，李廷贵离世两个小时，孙凡军等6个汉子在思南县“金三角旅馆”失声痛哭，“我们是生死兄弟，要死，也要死在维权路上。”
一个多月前，5月28日晚，他们坐了8个多小时的大巴，再次来到省城贵阳上访时，曾经如古代江湖般喝过血酒。北京路一家旅馆里，他们将买来的二两白酒，倒在一个一次性的塑料杯子里，然后取出一把刀子，各自伸出一根小指，用刀割开。每个人滴了一滴血在酒杯里。杯子在7个人的嘴唇边转了一圈后，被放到桌子上。
他们说，仪式过后，不管各自在村里的辈分如何，在心里都是兄弟了，虽然孙凡军得叫李廷贵为表叔。
李廷贵死后，51岁的冉如富心里有些凄惶，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否能支撑到维权成功的那一天。小旅馆内，尘肺者们双眉低垂，神情凝重。孙凡军抬手摸了一下脸，又迅速放下，眼角湿润微红。
7月3日上午，剩下的这6个人，去思南中学对面一家相馆拍了合影，每人一张。
从相馆里出来后，他们鱼贯走进一家文具店，每人掏出5毛钱，买了一柄黑鞘裁纸刀。他们将刀从鞘里拉出来，在手指肚上摩挲锋利程度，薄薄的刀刃迅速将皮肤翻出薄薄一层。
他们计划，若10天后维权仍无进展，就在思南县政府门前的广场上，用锋利的裁纸刀开胸掏肺，让那些曾怀疑的人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染上尘肺病。此外，让李廷贵家人在这天将李下葬，“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也让思南的后人们看一看维权者付出的代价。”
这悲凉的场景，终究没有变成现实。在又一轮协调之后，“7月16日下午，政府帮我们拍板，17日晚上大约9点左右在煤矿拿到了钱。”昨日，孙凡军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拉锯的结果是，赔偿金额降低至一期3万元，二期5万元。
孙凡军并没有马上拿到现金，他当年在文家槽煤矿打工，与其他6人不同一个地点，“老板说手里暂时没有那么多钱。”
田景勇领到了5万元，但他依然忧愁，“这点钱，只能买点便宜的洗肺和清肺的药物了，要治好这个病，至少要10多万元。”
田维芬拿到5万元时，她的丈夫李廷贵已离开人世半月了，“我想不通，命都丢了，才拿到这一点点钱。”